黄渊普认为，最难的是出海人思想心态上的“走出去”。中华民族是相对内敛和保守的民族，安土重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统一大市场，所以不像很多资源有限的国家，比如新加坡、以色列，天然地有很强的走出国门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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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模式下，西方国家将尖端技术引入中国，在中国完成制造后再将产品销售至发达国家。而当前的新模式则是由中国主导，将技术和生产能力直接输送至东南亚，以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市场。中国和东南亚可以借助日本和欧盟的经验，即深化人员数据资本的联通，打造更加紧密的创新共同体，发挥规模优势。在供给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可以利用互补的规模优势来深化合作关系。双方在资源、技术、资金等多个领域已实现协同，构建了一个创新的闭环系统。在需求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需求层次丰富，为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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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出海，主要包括企业本身“走出去”（对外投资，设立机构），和更倾向于本地化和品牌输出的“新出口”。但由于企业设立海外机构是出海的最终形态，本部分采用中国政府发布的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类数据分析中企出海状况，特别是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均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贸易。此类平台被中国政府归类为进出口实体，一旦企业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涉及跨境逃税，被处罚的将是平台，而非对应的企业。
中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组成包括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扩展、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升级，以及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流程，重新构建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以应对成本上升和升级难题；需求侧扩展则是通过消费升级和鼓励内部消费来增强内需体系，这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则需要国内大循环不仅嵌入国际循环中，同时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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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挑战，有的从业者保持审慎，有的从业者充满信心。汤哲辉认为，出海既要企业家的勇气和雄心，更要讲专业精神。如果对当地政策、商业环境不够了解，就很容易踩坑。黄渊普则认为，挑战归挑战，但也不用这么“玻璃心”，“当年欧美公司来中国也踩坑过，凭什么中国企业出去要更容易？”
在强调企业在海外社会责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滞胀风险与地缘冲突加剧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泛政治风险愈发频繁和复杂。对此，我们的第七个洞察，即为泛政治风险应对策略：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疏导。
这些困境或挑战背后，本质的原因在于，创业团队普遍需要补足对目标国家市场用户的深度把握和理解，去努力把业务经营做深。
未能利用旧技术的国家，在吸收新技术时处于不利地位；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更能够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各个市场都在振兴制造业，从美国、欧洲，到东南亚、中东和拉美，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制造业发展新周期，企业采购需求急速爆发。与此同时，电商等数字化技术也开始向B端加速渗透。
“新入局的卖家还是要找准垂直赛道，选好细品的开发。我的建议是第一，企业要敢于拓展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南美等，建议从市场方面发力。此外，企业要从自身出发思考怎么做升级，现在海内外的竞争都很激烈，对企业来说打铁还靠自身硬。”杨军说。